作者：张明 [山西运城]

  以前我的家在一个不大的城镇。门脸很小，进了头道门，是个宽敞的大院。小时候常在院里种些鸡冠花，夜开花。二门边有颗石榴树，当有果实半成熟时，晚上常偷偷摘一个吃。后院左右各是三间厢房，住两家邻居，我家住在上房。上房有立柱前厅，进房间是个大客厅，父母住右边的卧室，我住左边的卧室，做饭在走廊。院中间有颗很大的杏树，弯曲的枝头穿出房檐。杏色泛黄时，三家人同摘共享。小城的夜很安静，睡在床上，望着杏树叶缝隙透出的月色，少年懵懂的心常常梦幻着美好的未来。后来才知道这房子不是我家的，是没收过去资产阶级的财产，属于公产区管理。
    工作后，我有了一个更大的家。高大的门面，崭新的三层办公大楼。一楼办理业务，二楼是正副书记，正副经理的办公室，三楼是图书室和会议室。有北京吉普，大卡车，航吊和若干排整齐的库房，还有铁路专用线，无论天南海北的货物，都可以直达仓库。上班时，有意无意都能感觉到好多羡慕的目光。
    住进了单位分配的家属楼，独家的卫厨，同单位的邻居，天热时楼下共同话题的聊天，谁家有事，不用吆喝就有百十号人，既舒心又安心。
    记得那时参加工作叫做参加革命，能成为国企的工作人员，是很幸运的事。
    社会在变，环境在变，人在变。那些年要砸破铁饭碗，承包制，资产经营制，停薪留职，买断工龄，花样不断翻新。在砸破铁饭碗的同时，谁都不曾想到，锅也被砸破了。国有资产的一半被私企老板以低廉的价格买去了，法院把国有六十余间房屋的三层办公大楼以十九万元拍卖了。
   当家人一个一个替换，都无力回天。国有资产一年一年流失，车无一辆了，库房倒塌，铁路专用线长满了荒草，职工被迫离开了赖以生存的家。领导非常体察民情，给每人每月发二百五十元生活费，曾经端过铁饭碗的职工还是要面子的，觉得这个数字不好听，后来定了个吉利数字，每月二百五十八元。

   十年了，已死去职工的医疗费报销单还在家里珍藏着；正在患癌症的职工因无钱治疗在煎熬着；到退休年龄的老年职工因无法医保养老在等待着。
    大家没落了，小家变成了城中村。无煤气无暖气，家有老小的忍耐不住寒冷，各自四处奔波去了。我也带着卧床九十岁的老母亲借宿在姐家腾出的房子。
   年近六十，还在这个熟悉的城市飘着。睡在简易的木板床上，心事多了，觉也少了。望着灰蒙蒙的夜空，不知这样的日子何时是尽头。算算参加革命工作已四十年了，现在相伴的只是亲爱的老母亲和床头纸箱里装着的上山下乡光荣证，独生子女证和封着口的档案袋。抽屉里的银行卡唯有一张能用，那是老母亲的工资卡，每月用这张卡取钱时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虽然住在不是自己家的家，但我还希望多住些时光，如果哪一天不在这儿居住了，那一定是老妈妈永远离开我了。

【荐者留言】作者张明是运城市物资局金属材料总公司待退休职工（公司十年前就进入破产程序，但至今未破，职工退休金没有着落），也是我的挚友，平时总觉得他性格开朗，今天看到他的文章，再站在他的家的角度设身处地一想，实在让我感到心酸！性格在如此状态下仍能表现出那般开朗，这开朗二字显得多么地悲壮啊！不说了，说多了都是泪！  ——樊建文